彝良县唐某与某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2021年3月某日，彝良县唐某因其2岁的儿子咳嗽不止，遂携子至彝良县某医院儿科门诊就诊。经医生诊断检查后开具以下处方药物：金振口服液、猴耳环消炎颗粒、小儿解表颗粒口服液。小孩回家服药后，症状有所减轻。时隔一周后，唐某再次带其子到该医院就诊，找到3月某日第一次为其子看病开具处方的医生，要求医生开具与第一次就诊时相同的药物。唐某儿子服药几天后，唐某发现其中一种药物与第一次领的药物不一致，便立即向医院反馈称医院发错药。

医院就唐某反映的问题展开调查，调取唐某取药视频后发现，3月某日医院药房医务人员在捡药时因疏忽大意误将“猴耳环消炎颗粒”捡成了“愈酚喷托异丙嗪颗粒”，医院确实发错药。唐某担心儿子服了与医生处方不一致的药后会引起不良反应甚至留下后遗症，随即带其子到昭通市某医院住院检查治疗9天。唐某要求彝良县某医院赔偿这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唐某的误工费等共计25000元，彝良县某医院不同意，双方发生纠纷。

唐某与彝良县某医院于2021年5月某日共同到彝良县卫生健康局反映，希望就纠纷争议的费用问题寻找解决途径。县卫生健康局建议双方申请人民调解解决纠纷。2021年5月某日，唐某向彝良县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提出调解申请。

调委会在征得彝良县某医院同意后，迅速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唐某出示其子到昭通市某医院检查、住院治疗期间所产生的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等累计25000元的相关票据，表示自己的主张有理有据，医院发错药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彝良县某医院认为，此事虽因医院工作人员于2021年3月某日捡药时误将“猴耳环消炎颗粒”捡成了“愈酚喷托异丙嗪颗粒”给患者家属唐某，但唐某给儿子服用后病情有好转是事实，并未对患者造成身体上的影响，对于医院药房医务人员发错药的情况，医院可以承担15000元作补偿。

因赔偿金额差距较大，调解暂时陷入僵局。针对出现的争议，调解员决定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对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

调解员首先向医院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医务人员发错药，存在明显过错，医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医院承认发错药存在过错，但认为该过错与唐某带其子到昭通市某医院检查产生25000元的费用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唐某之子目前还未发现有何受损迹象，医院不应承担责任。

听完医院意见之后，调解员又向唐某释法明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患者无法提交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依法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如果唐某想主张医院赔偿，可以鉴定孩子的实际受损情况。对此，唐某明确表示不进行医疗鉴定。调解员告知唐某，这起纠纷是因为医院发错药引发的，对唐某及其小孩因此产生的医疗费、转院造成的车旅费以及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伤害不可避免，但是也不能无限放大损害后果。医院在这起纠纷中虽然存在过错，但是好在孩子经过一番检查未出现损伤，且医院也是愿意补偿的，这是令人欣慰的。唐某听完调解员的劝说，表示愿意听从调解员意见。

随后，调解员又组织双方“面对面”协商，耐心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换位思考。通过调解员反复劝说，双方当事人的态度从“非要争个理”转变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调解员看到时机成熟，于是站在第三方公平公正的角度，向双方当事人提出了由医院补偿患者家属19800元的建议。双方当事人经过再三考虑、权衡利弊，最终同意调解员的意见。

2021年5月某日，唐某与彝良县某医院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彝良县某医院一次性补偿患者家属唐某各项费用共计19800元；

2.唐某及其家属今后不得以此事为由到彝良县某医院纠缠。

在调解员的见证下，彝良县某医院当场通过转账方式将补偿金转到唐某的银行卡上，唐某向医院出具了收据，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均感到满意。

本案中，调解员本着“自愿、合法、公正、保护患者利益、维护医院尊严”的原则，让医患双方充分表达意愿，找出双方纠纷的异议点。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通过“背靠背”工作法，结合法律、情理，及时征求双方意愿，达成共识，为商定补偿数额奠定基础。同时，运用逆向劝诫，让双方当事人明白争执是无益于解决问题的，双方要付出的经济成本和承担的后果，然后冷静思考，端正态度，从而达到调解的目的。最后，站在第三方的公正立场提出解决问题的处置方案，圆满地解决了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