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对田某涉嫌故意杀人提供法律援助案

1993年1月，被告人田某因琐事纠纷，持斧背击打被害人头部，致使被害人死亡。湖南省湘西州法院认定被告人田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田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被害人家属物质损失33000元。田某不服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害人存在过错、量刑过重为由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省高院经审理后，裁定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湘西州中院重新审理。经湘西州中院重新审理后，湘西州中院以被告人田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田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被害人家属物质损失33000元。田某仍不服，以湘西州中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害人存在过错、量刑过重等主要理由上诉至省高院。

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在接到省高院的通知辩护公函后，指派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谭法根律师为被告人田某的辩护律师。承办律师接受指派后，立即到办案法官处查阅、复制涉案的案卷资料。经仔细阅卷，发现该案存在部分事实不清、证据存在瑕疵（同时涉及判处被告人田某死刑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发现现有案卷材料中并无被告人田某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材料。阅卷后和主审法官进行沟通，主审法官听完承办谭律师意见后，还建议做下被告人及其家属的工作，争取赔偿被害人损失。

承办律师通过会见被告人田某、田某家属，了解到在该事件发生后被害人家属就此事一直上访，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害人家属不接受被告人家属的赔偿，致使在此次审理程序前的审理阶段并无赔偿的材料；同时，被告人及其家属愿意赔偿被害人，但因被告人现无收入，被告人家庭经济困难，家人多人生病，子女收入水平有限，被告人的孙辈读书、生病都需要金钱，赔偿能力有限。在办案法官、检察官、承办律师等人的多次积极沟通下，被告人家属将赔偿款33000元支付至湘西州中院账户。

庭审中，谭律师将被告人家属积极履行赔偿责任的证据材料提交法庭，并就本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辩护，谭律师提出：1、被告人田某涉嫌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1）涉案民间纠纷每个阶段的事实未全部查证属实。本案中，应该分三个阶段来查明事实：①观影阶段（事件第一天）：被告人田某在电影院是否吼骂被害人孙子向某。根据被告人田某的供述、在场的证人证言中并无此情节；但是，不在事发现场的证人，反而说被告人田某有谩骂行为；与被告人田某一起看电影的向某林、与被害人孙子一起看电影的向某清，公安机关却未向该两人调查取证，以核实被告人田某在观看电影时是否有谩骂行为。那么，此处被告人田某是否谩骂被害人孙子，因证据不足，不应认定。②在被害人屋外互相骂人阶段（事件第二天）：被告人田某是否在被害人屋外谩骂被害人，才引发争吵。根据证人证言，该阶段的冲突现场，是被害人同样骂被告人田某等人，在众多人劝的情况下，双方才停止冲突，不能仅仅强调在旁人劝解下被告人田某等人方才离开现场。③打架斗殴阶段（事件第三天）：在该阶段，被害人一方是否有为打架斗殴作准备？被害人一方在斗殴事件发生前，是否备有火枪、棍棒？为什么没有报信人田某辉的证人证言？两位报信人的报信内容中是否有被害人一方携带类似于棍棒、火枪的武器？斗殴前，被告人田某与被害人沟通了什么内容？斗殴现场是否出现有火枪、棍棒？如出现，火枪、棍棒的持有人、数量、是否使用、案发后在何处？不到1分钟的斗殴过程，除被告人田某看到被害人一方持有火枪、棍棒外，是否有其他人看到持有？如有，是否对其进行调查取证？前述这些事实并未查明。而这些未查明的事实，涉及到被告人田某持斧斗殴是否存在正当性的问题，导致部分事实存疑。（2）本案存在证据上问题。①本案中，有21位证人作证。其中，有10位证人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6位证人与被害人、被告人田某均无利害关系，5位证人与被告人田某有利害关系。但是，对于证人证言的采信，却倾向于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而对于双方均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均无利害关系的证人采信较少。②本案事发于1993年1月19日上午，而公安机关对所有证人的询问笔录大概于1993年2月中旬，期间有将近1个月时间的间隔。在该1个月的时间内，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之间是否有沟通，证言是否能够反映客观事实，无法得知。③本案缺少向被告人田某报信的田某辉、向某清、向某林、向某等人的证言，以及公安机关需调查核实而未核实的现场有几条火枪、出现时间、出现地点、火枪持有人、距打架现场的距离等关键信息。从上述两大方面来说，本案的部分事实是不清楚的。2、被告人田某的行为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或“罪大恶极”。《刑法》（1979年）第四十三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现行《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判断故意杀人案是否“罪行极其严重”或“罪大恶极”，需同时满足四个方面的标准：犯罪性质特别严重，犯罪情节极其严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在本案中，被告人田某所涉嫌的故意杀人犯罪，属于因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相较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性质相对没那么严重；田某犯罪的对象并非针对不特定对象的无差别杀人，被害人在案发起因上存在过错，田某在打斗中是用斧背（而非斧刃）击打被害人的头部，田某并非预谋杀人，案发后自首并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犯罪情节不属于极其严重；根据《故意杀人犯罪案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规定，“在实际中一般认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一人死亡的为后果严重，致二人以上死亡的为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田某并未造成2人及以上死亡的犯罪后果，不属于“犯罪后果特别严重”（也就不属于犯罪后果极其严重）；《故意杀人犯罪案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规定：“一般来说，经过精心策划的、有长时间计划的杀人、伤害，显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深；激情犯罪，临时起意的犯罪，因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引发的犯罪，显示的主观恶性较小”。最高人民法院高憬宏、姜永义、王尚明法官在文章《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的死刑适用》（刊登于2010年3月《人民司法·应用》杂志）认为，“下列情形主观恶性较小：激情杀人的；被害人有过错的；间接故意杀人的，等等”，即使认定被告人田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其只属于间接故意，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恶性比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恶性要小；被告人田某并未精心策划、有长时间计划的杀人；被告人田某在归案后如实交代了罪行，有利于国家对案件侦破与处理，也反映了被告人主观恶性的降低。前述种种，均表明被告人田某不属于“主观恶性极大”。与此同时，被告人田某并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平时表现较好，在被抓捕前的20多年中并未再次犯罪，再犯可能性小，人身危险性小，不属于“人身危险性极大”。综合来看，被告人田某的行为并不能同时满足上述4个方面的特征。即使认定被告人田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其行为并不构成“罪行极其严重”或“罪大恶极”，不应当判处被告人田某死刑。3、被告人田某构成坦白。我国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田某归案以后认罪态度好，如实供述，前后的供述基本稳定，应当构成坦白。依据前述规定，被告人田某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省高院采纳辩护人的部分辩护意见，认定被告人田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限制减刑。

刑事处罚是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最严厉的一项处罚手段。生命的宝贵性和不可再生性，使得死刑成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是对罪大恶极、严重危害他人和社会安全的犯罪分子予以处决，在严惩犯罪者、威慑和教育有犯罪企图者，安抚受害者遗族、保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等方面，拥有特殊作用，其效果也非常显著。但是，正是生命的可贵，我国现行刑法秉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原则适用死刑。因此，对于涉嫌犯罪的公民处以死刑，需更注重证据，更注重事实的查明。本案的意义在于，通过承办律师的辩护，促使被告人田某的坦白、被害人在事件起因上存在过错等均被法院认可，最终切实保护了被告人田某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