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某家属与廊坊市某医院医疗纠纷调解案

患者欧阳某，女，1961年出生，因“车祸致左肩部及头部疼痛活动受限1小时余”，于2017年8月某日,入廊坊市某医院（以下简称甲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左肱骨外科颈骨折、头部外伤、左臂丛神经损伤、多发肋骨骨折。2017年8月某日,该院为患者全麻后实施了“切开复位内固定术”。2017年10月某日,签字出院。2019年2月某日,患者因左肩膀疼痛，不能正常抬胳膊，到霸州市的乙医院就诊，做CT后被医生诊断为：左肱骨近段骨质不连续，边缘硬化，断端错位，金属钢板断裂，余左肩关节构成骨骨质完整；见骨质增生、硬化，未见异常软组织肿物影。对此，患方认为甲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甲医院认为无过错并拒绝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双方因此发生了纠纷。

2019年5月某日，患者家属一行4人来到霸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反映问题。4人一进门，就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表示已经去了市信访局，如若医调委再解决不了，就上访。

根据患者家属来访时的情绪状态，调解员首先热情接待，和他们聊天、谈心，进行安抚，申明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果，双方都同意医调委调解，纠纷就很好调解。患者家属情绪稳定后，调解员通过倾听、细谈、深问，找到了纠纷焦点，了解到家属想要赔偿金的真实想法。调解员表示尽快与医院沟通调查了解情况，并主张医患双方尽快向医调委提起调解申请，来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患者家属听了调解员答复后非常高兴，情绪不再激动，为下一步调解打下坚实的基础。

医调委经过积极沟通协调，医患双方在2019年5月某日同时自愿向医调委申请医疗纠纷调解。医调委经过审查后受理了本案，本着自愿、平等、公平、真实的原则，立即组成调解小组，安排调解员调查调解该案。

调解员首先告知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和回避事项，确认当事人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要求医患双方写出书面陈述意见和诉求。随后，医调委组织调解员和律师对医患双方的申请等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一是审查医患双方参加调解人的身份资格；二是审查有关的证据材料；三是审查相关必备的手续。调查过程中，调解员了解到，患方认为，患者的伤害是做手术的起始医院即甲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给患者精神和身体上造成极大痛苦，要求其给予经济赔偿。甲医院认为，当时在治疗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不同意给予赔偿。此案经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本案构成三级丙等医疗事故，甲医院承担主要责任”。根据鉴定结论，调解员邀请医学专家和律师对案例进行研判，同时，为确保调解的顺利进行，组织医学专家、律师和调解员再次听取了医患双方各自的陈述，审阅了所有的病历等诊疗资料，对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等级及医方担责系数反复讨论，最后医学专家、律师达成了一致共识，认为甲医院对此医疗事故应承担75%责任。调解员、律师、医学专家一起就责任比例问题向患方作出深入浅出的解惑释疑，打消了疑虑。在医调委调解员的主持下，医患双方签署了《医疗纠纷（医疗事故）责任确认书》。

虽然责任厘清了，但医调委按照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进行了认真的测算，测算出的赔偿额与医患双方所要求的赔偿额相差悬殊，一时又成为调解难点。此时，医调委从事实出发，从法理入手，向双方指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确定具体赔偿数额：（一）医疗事故等级；（二）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三）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第五十条关于医疗事故赔偿中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的规定，以及第五十一条：“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２人……”第五十二条：“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由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的医疗机构支付。”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应尊重事实，甲医院的赔偿金应涵盖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生活补助费、住院医疗费、交通费、陪护费等赔偿项目，调解员建议甲医院承担起其应承担的责任，在法律的框架内支付赔偿金额。

在调解员的悉心说服劝导下，双方同意调解员观点，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医患双方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意见。

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以下调解协议：

甲医院一次性支付欧阳某20.2万元，涵盖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生活补助费、住院医疗费、交通费、陪护费等赔偿金。

调解员事后电话回访医患双方，得知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医患双方对此次调解非常满意。

本案中，医调委让医患双方充分表达意愿，找出医患双方争纷的焦点，同时组织医学专家、律师对该医疗纠纷案件进行研判，为合情、合理、合法调解纠纷奠定基础。

调解员根据鉴定结论，与医学专家、律师认真分析案例，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做细工作，确定具体赔偿比例，精准定责，并向当事人作出解释说明，以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依法依理依情进行调解，公平公正确定理赔额，赢得了双方当事人认可，增强了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